现今的中国是一个互联网+的世界,仿佛什么事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和手机App来实现,各种各样的项目都被贴上了“互联网+”的标签,而这种趋势还在从一线城市向二线,三线城市纵深传播。

2000年之后,社会从信息时代逐渐过渡到移动互联网时代,人类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科学技术水平,并开始向一些以前只在电影里出现的概念性产品(也或者说是梦想)发起挑战。2016年,虚拟现实技术VR,自动驾驶,AR,区域链等新词吸引着我们的眼球,其中,“人工智能”特别吸引了人们的关注。而当人工智能遇上了金融,“智能投资顾问”(简称:智能投顾)就孕育而生。


智能投顾 = 在线财富管理

智能投顾也被称作机器人投顾(Robo Advisor)。与其说是投资顾问,不如说是一种在线财富管理服务。其原理是,根据现代资产组合理论,结合个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理财目标,利用预先内置的算法和相对比较友好的互联网界面,为投资者提供资产管理和在线的投资建议服务。

在中国,智能投顾其实有个更接地气的名称:机器人理财。顾名思义,其设想是通过专业机器人取代人工投资理财。人们一般认为,智能投顾具备更加优化资产配置分散风险、降低服务门槛、克服人性情绪弱点、降低交易成本等优势。

近年来,中国人工智能科技在金融领域的创新也在不断加速,很多企业积极加快人工智能与金融结合的步伐。如,全国首家运用人工智能进行投资管理的北京资配易投资顾问公司,其开发的第一代证券投资人工智能系统(SIAI),每天能够自主地进行投资分析,并生产出数量不等的投资策略,进而进场交易,在投资期内,SIAI 系统能够实时地根据市场的信号进行调仓和买卖。

再如,京东金融推出的“智投”工具,通过投资者在页面中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,智能化地为投资者制定出组合投资方案。其“基金优选”工具则从六个维度对京东金融上的基金产品进行排名,为用户挑选基金产品提供参考。

还有,百度金融正在快速推进的“百度大脑”计划,创新有百度特色的金融服务模式;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团队,在蚂蚁金服的业务场景下运用人口智能技术进行资产配置、财经信息分析等一系列的创新和应用。


智能投顾发展的现存问题

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,智能投顾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且模糊的词。对这个新鲜玩意,国内舆论也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争议: 一种认为,AlphaGo(阿尔法狗)的成功,证明了人工智能的力量。如果在金融领域能够达到这种成功,就如同掌握了一把金钥匙;另一种认为,就目前国内技术水平、投资理财环境而言,智能投顾只是噱头。

作为一名从事智能投顾的研究者和实践者,笔者认为,智能投顾在中国的发展面临以下几个问题:

第一,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资产配置模型。

不同的平台会有不同的算法和模型,其核心的配置能力短期之内无法体现,很难说服别人“我的模型是最好的”,且不同的配置理论配置出来的产品同质化严重。

第二,金融人工智能创新的科技环境有待优化。

虽然我国加快人工智能科技投入,但还未真正形成产业效应。在人工智能创新上,模仿创新居多,原始创新很少。

第三,人工智能提供的金融服务水平需要提高。

人工智能有非常出色的数据收集和算法研发能力,在提供的金融理财服务时,主要依靠客户资料进行大数据分析,人工智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替代分析师的定量分析,但很难替代其定性分析。

第四,复杂的金融市场中人工智能应变能力不足。

由于基础研究和数据限制等方面的原因,人工智能将难以独自应付整个复杂的金融市场,当遇到一些突发事件时,如地质灾害、监管变革和卖空禁令,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将无法正确应对。


智能投顾带来的监管挑战

对金融监管层而言,智能投顾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
一是监管对象趋于复杂化。

在当前的监管法规体系中,被监管对象往往是法人和自然人。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,投资账户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可能发生变化。对于所有权为集合主体的账户,采用穿透原则将难以追溯至行为主体,这是因为实际的控制人并不是某个主体,而是智能代理。

因而,监管面临的挑战是复杂的:投资人认为账户不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人操作的,实际控制人不是他们;而智能代理服务商只提供了智能代理“产品”,并没有实际控制账户。这时,监管部门就不得不面对如何监管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的“智能代理”的问题。

二是违法违规行为难以认定。

例如,大量投资人雇佣同一款表现优异的智能代理,管理其自身账户的投资。由于同一款智能代理的操作逻辑相似,那么这些账户虽然法律上是各自独立的、无关联的,但其实际操作可能表现为“一致行动人”的现象。

因此,即使监管机构的大数据分析系统能够很灵敏地“捕捉”到这个现象,但是如何认定这种“英雄所见略同”式的行为,将是一个监管难题。

三是智能代理行为增加了监管难度。

虽然从技术层面上讲,智能代理行为可以从内控程序上加以控制,但对于其具体代理行为的监管边界以及责任主体,目前的监管法规均未涉及。

四是责任主体的界定。

如果个别研发人员,设计出一个恶意的智能代理,并被一些集合性质的基金所使用,就可能引发个别股票价格的异动。对于这样的违规行为,现有监管法规将难以界定责任主体。